莫高窟117窟《白牛》
舊石器時代，地中海沿岸各地和歐亞大陸及非洲少數地區發現有大量古代藝術品的遺存，尤其是在法國拉斯科洞窟與西班牙阿爾塔米拉（公元前12000年）地區，那些刻畫在洞窟巖石表面的動物形象出于某種儀式或者是神奇意義的出現，為我們探索人類祖先的生活與信仰提供了寶貴依據。同樣，敦煌壁畫中所蘊藏的大量鮮活的牛的圖像與社會文化因素，也是保留在文物考古圖像中值得進一步深入挖掘的實物資料，可與傳世文獻相互參照比較，為豐富我們的觀察視野提供更多的細節。
受驚的野牛 西魏 莫高窟249窟 北坡
敦煌石窟藝術作為保存千余年的古代宗教繪畫遺存，是與印度、西域、中原和本土文化不斷融合、演變、發展成極具宗教色彩的敦煌裝飾系統與圖案樣式。
敦煌壁畫中留下來許多不同藝術風格的“牛”的形象。如莫高窟360窟中唐的“白牛”，莫高窟249窟西魏“受驚的野牛”形象灑脫、矯健、動感十足，莫高窟第61窟“黃道十二宮”，繪在熾盛光佛東側金牛宮中的金牛緩緩踱步；莫高窟148窟盛唐“報恩經變·惡友品”本生的故事中，一群牛圍護著被搶走摩尼寶珠并被刺瞎雙眼臥地的善友太子，牛王用舌尖舔舐善友太子的眼睛并將刺舔出。榆林16窟五代“獅子搏斗”舍利弗幻化成一頭雄獅，欲降服由勞度叉幻化而來的壯牛。當然敦煌壁畫中“牛”更多呈現在寄托民眾美好向往的“牛耕”圖中。榆林窟第25窟中唐、莫高窟11窟盛唐、154窟中唐、85窟晚唐均出現的“二牛抬杠”圖像以及9窟晚唐的“牛拉車”圖像。
莫高窟61窟五代《黃道十二宮金牛》
莫高窟148窟盛唐報恩經變·惡友品《牛王與群牛》
榆林16窟《獅子博牛》
榆林25窟中唐《耕牛圖》
莫高窟11窟北壁《耕牛》
“牛耕圖”的大量出現植根于我國數千年農耕文明的豐厚沃土，牛與中華先民歷代社會生活、信仰崇拜密切相關。它是物質創造和藝術活動的客觀記述，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交融的見證。《廣陽雜記》載：“地辟于丑，而牛則辟地之物也，故丑屬牛。”所謂辟地，就是耕地。從春秋戰國開始，隨著農業工具和耕種技術的改進，農業經濟發展有了新的面貌。
漢代“重農抑商”政策與鐵犁的逐步推廣，奠定了中國農業經濟道路的基礎。正如《齊民要術》所說：“欲善其事，先利其器”。遠至封建社會，近至當今生活，牛都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役畜，勤勉耕耘，助臂農事。牛耕作為農業種植活動的第一步工具的進步不斷推動農業技術的革新，壁畫中呈現著曹魏時期的“二牛抬杠”逐漸演變到西晉的“一牛一犁”形式，也負載著農耕文化的題材源遠流長。
莫高窟中唐23窟《耕作圖》
榆林3窟東壁《耕牛圖》
與敦煌石窟處于同一文化圈的河西走廊魏晉十六國墓葬壁畫墓中也遺存有諸多的“牛耕”圖像。壁畫中“牛耕”圖像具有極強的時代特征，早期“牛的形象”藝術風格質樸與簡潔，線條張弛有度并且富有節奏感，注重整體的繪畫氣氛烘托，用赭紅線勾出輪廓后在輪廓線內平涂，但有意露出一些底色。隨著西域風格與中原文化進一步融合，藝術表達方式趨向夸張，從整體動勢入手，幾筆線條十分逼真勾勒出牛的結構、比例、神態和表情，從前后軀體動勢的形狀進行流暢感的熟練的表現。凹凸暈染法是中期色彩運用的一個重要手法。
高臺駱駝城95年墓魏晉《牽牛 耱地圖》
高臺駱駝城 95年墓魏晉《二牛抬杠》
晚期“牛的形態”趨于寫實且平面化，色彩的運用提升壁畫的層次感和空間感，這種色彩上的差異體現出壁畫內容的完整性，色彩的區分和線條的組合傳遞著故事的氛圍。對牛面部特征進行了細致的描繪，牛身的姿態與動勢強調出牛肌肉的發達以及姿態的矯健。
漢武帝擊敗匈奴設立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成為多種文化的交匯交融之地。河西與中原交流的暢通加強了域外貿易的往來，河西擔任傳遞和保存中原文化的重任。在敦煌莫高窟營建之初與河西魏晉壁畫墓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內地大量移民的涌入，漢族先進的農業技術改變少數民族單純的游牧生活，以至“家家富足，倉庫盈溢”。
高臺苦水1號墓魏晉《播種》
高臺苦水1號墓魏晉《二牛抬杠》
中原漢作農業與通往西域咽喉之地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生發了農耕文明的融合，在農業文明與生態的關系中引導了跨區域的文明推進。敦煌石窟中“牛耕”形象的出現見證了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多元文化格局與文明交流共鑒，移民文化的融合和外來文化的影響下的綠洲農耕文化為絲綢之路的輝煌留下了歷史的印跡。
